历史“严控户籍”的明代何来资本主义萌芽

　　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之外，还提出一个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方式，就是没有所谓“数目字管理”。这话自然有其道理，但是不是所有领域当中，当权者都是按照自己的臆想而确定一个数字，然后根据这个数字来管理，至少有些领域当中并非如此，而且是当权者在主观上非常想知道具体的数字，并且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。这个领域就是户籍的管理。
　　之所以如此说，是因为户籍人口的管理对一个帝国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必要性。首先自然是税收。虽然税收的主要来源很多时候是专卖与土地税金的结合，但在农业社会当中，户籍人口的基本情况不掌握的话，按人口记田就无从说起，田地虽然有本糊涂账在，但总是要有人来缴税才行。
　　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抽丁服役，这个役当然是兵役与劳役。人多力量大可不是后来社会的特产，在农业社会更是如此。国家是否强盛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丁是否繁茂，否则的话，即使沃野千里，也不过是没有开垦的林莽，不但带不来收入，还不好去防守疆界。所以，无论是表面上求生息繁衍的太平盛世，还是私下里求人丁兴旺的财富源泉，户籍人口的管理与统计都是大事，而且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。
　　但这里还有一个隐蔽的理由未必宣之于口，那就是在户籍人口的基础上，能够尽量使得老百姓依附于土地或者雇主，减少其流动性。在统治者看来，流民总是招惹祸端的根苗，每次流民大起的时候，总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。平日里尽量控制户籍人口、了解其动态、制止其流动，就成了很多朝代的基本国策。明朝在这方面最为明显。
　　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当中，明清之际是整个中国文明产生大倒退的时期，不但君权被空前的加强，而且明朝开始的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，使得中国社会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机会。其中，户籍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“居功至伟的”。
　　在明朝年间，出门百里以上是要向当地官僚机构申请一种被称为“路引”的凭证，上面记载了某人因何事到何处、该人基本相貌如何等资料，以供所经州县进行查阅。上海留学生落户这并非是传统意义上户口制度的延伸，而是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一种防范措施。如果迁籍到某处的话，与现代的户籍迁移制度比起来，估计也就是少了一张彩色大头相片，其他手续古今相同。但现在毕竟好得多，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，迁居某处还是很方便的，虽然有个叫做暂住证的东西。明朝的时候想要迁籍的话，手续方面要更加困难一些。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在这个人口流动性被严加防范的时代，竟然被很多书籍称为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，其依据是一些行会以及城市的扩张而已，据说这就是工业化的最初形态。上海海归落户这个萌芽胎死腹中，其实是王朝更迭的结果，如果不是因为王朝更迭，说不定中国就会先于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似的。
　　但这个假设在人口流动受到政府限制的前提下基本是不堪一击的。我们知道，人口的流动自然会促进商业化的发展，而商业化又会促进金融业的发展，只有金融业发展了，才能使得工业化的高额成本得到满足。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，到了清末钱庄兴起的时候，最大的钱庄中纹银也不过几十万两，除了汇兑之外没有多少金融产品提供给社会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谈何资本主义的萌芽？这种管制只能是经济发展的梦魇。
　　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就是人的流动性，但明朝的国策之一就是把所有人尽量束缚在固有的土地上——只有一种例外，就是富户会被迁到京城或者凤阳之类的地方去充实城市的富足——并且对海外贸易一直以朝贡贸易自得，“禁海令”中甚至规定建造海船的大小与尺寸，严防臣民对外贸易。海归落户上海一边是约束性的人口流动政策，一边是始终在控制当中的商业规模，说起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，真是不知道所说何事。
　　说起来，倒是宋朝有点资本主义萌芽的样貌，可惜的是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不以文化高低为结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