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底中南海那场“经济社会领域专家”座谈会过去一个月，上海就放开了落户限制。时间节点不是巧合——9位专家里，陆铭是唯一的新面孔，而他这些年一直在讲的“大国大城”，恰好撞上了“内循环”对国内需求侧改革的要求。

　　这里需要先厘清一个分歧。陆铭的观点和1980年代以来“控制大城市规模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、积极发展小城市”的城镇化思路完全相反。他认为人口集聚不足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：能发展经济的沿海地区土地指标卡得死死的，没有地理优势的中西部反而拿到大量建设用地指标，工业园区建得到处都是，企业和人才却引不进来。资源错配的后果很直接——欠发达省份靠举债弥补收支差额，发达城市因为用地紧张把房价推上天。

　　人口流入的地方不供地，人口流出的地方拼命供地。这个逻辑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说不通，但在我们的土地调控体系里运行了二十多年。上海至今还有19万公顷耕地，放在全球其他超级城市，几乎不可想象。

　　很多人担心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会带来交通拥堵、学校紧张、医院排长队这些“大城市病”。陆铭的判断比较直接：这不是人多造成的，是城市规划严重滞后。十几二十年前的规划没有预见到今天的城市人口规模，公共资源供给远远跟不上，供需矛盾才爆发出来。解决办法应该是加大公共资源供给，而不是把人口往外赶。

　　通勤问题就是个典型例子。市中心堵车真的是因为人太多？实际上是职住分离——人住在郊区，工作还在市中心，长距离通勤的需求被生生造了出来。有些城市用行政手段疏散中心城区人口，反而让更多人在郊区和市中心之间往返，通勤压力不减反增。

　　所以陆铭在中南海提了两条方向性建议：

　　一、人口集聚可以加强。人口的空间集聚长期滞后于经济集聚，欠发达地区相对于资源禀赋人口过多，人均收入拉不起来，农业规模化也推不动；沿海发达地区却一直在喊劳动力短缺。

　　二、土地和住房空间错配需要校正。建设用地指标大量配置到人口流出地，房子和土地闲置，投资回报低，地方债务压力持续累积；人口流入地特别是沿海超大特大城市，建设用地供应不足，高房价就是这么来的。

　　这两条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底层判断：在一个货币一体化的经济体里，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就很难趋同。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低，人又流不出去，社会福利支出却是刚性的，工资调整也面临各种阻力——最后只能靠举债。这个逻辑链在部分省份已经是可以观察到的现实。

　　陆铭能走进那场座谈会，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在上海落户限制放宽这件事上，它不只是一次地方政策的微调，更像是在“十四五”前夕，对城市户籍制度调整方向的一次预演。后续规划会不会沿着“大国大城”的路径走，值得持续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