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。1972年，我初中毕业于九江市第二中学后，便待业在家，成了一名“待业青年”。待业期间，我在长江之滨的水岸码头当过搬运工，整天做着抬石头，扛木材，装卸砂石、煤炭等临时性的杂工，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收入，补贴家用。

  1975年隆冬的一个傍晚，正当我们全家人准备吃晚饭时，忽然接到居委会的口头通知，让我晚上8点钟到“东方红公社”开会。会上公社主任和“乡办”负责人介绍了有关“知青”的先进事迹，动员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  第二天上午，没有多加考虑，我就在父母的陪伴下到九江市第一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放知青了。落户上海上海海归落户这个看似轻率的举动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人生未来的走向。在今天的人看来，主动注销城镇户口到农村去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然而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却是一件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举动。由于注销户口的时间已经临近年关，又逢农闲时节，所以我没有立即去知青点报到，打算过完春节后再去。
  我属于“厂社挂钩”式的知青，这种模式就是工厂与公社挂钩，联合创办知青点，把分散在各家的知青集中起来，以便统一管理。
  1976年4月8日这一天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大的转折点。这一天，我从城市来到农村，成了一名实实在在的知青。早晨7点多钟，厂里派出了一辆“日野”牌大卡车，在分管知青工作的厂领导带领下，来到了我家的住地，父母亲将我的生活用品搬上车，父亲陪着我一起前往下放的知青点。一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知青点——九江县周岭公社关山林杨。陌生的环境、满眼的翠绿，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一印象。这里没有城市中的喧嚣，满眼除了山丘就是田地，还有不远处的几栋破旧的村舍，空旷的田野中，不时地传来几阵鸡鸣狗吠之声，似有填充寂寞之意。
  下车后，林场书记和带队干部在几个老知青的陪同下，走过来迎接我们这些刚加入知青行列的年轻人。寒暄一番后，书记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知青林场的基本情况。他说：这个林场叫“关山林场”，山上种了几千亩杉树，都是知青几年来的劳动成果，所以叫“知青林”。山的北面就是过去非常热闹的姑塘老镇，那里有60亩的林场知青水田，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去准备“春插”了。
  听到这里，我在心里想，水还这么冷，插下去的秧苗能活吗？后来才知道，由于当时推行的是双季稻，“早稻”秧苗必须在五一节前插下去，否则就会耽误晚稻栽插的时间，影响收成，说明自然农业对节气的要求是严格的。
  说起姑塘的水田，当地的老人告诉我，这里原本是没有水田的，现在的水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“围湖造田”中形成的。这些水田原来都是鄱阳湖的湖汊和姑塘镇的港湾。历史上当地的人主要是以捕鱼为生，过着靠水吃水的渔舟生活。从老人们口述的故事里，不难看出他们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记忆。
  姑塘的衰落是从南浔铁路开通后开始的，交通运输格局的变化，渐渐地使姑塘失去了历史的辉煌。留学生落户上海此前的姑塘，是一处非常繁华的商埠集镇，它地处鄱阳湖之滨，是鄱阳湖进入长江与长江通往江西内地的水路必经之地，江西的许多土特产品如茶叶、夏布、药材、瓷器等都是在这里集散，现今的姑塘湖岸边还存留有许多用麻石垒砌的石码头和驳岸遗迹。
  三年的知青生活，我的大半劳动时间是在姑塘度过的，从春插、双抢到秋收。在这里我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，真正体会到了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第一年的知青生活，按照当时的政策，每个知青每月有12块钱的生活补助和半斤油、5两肉、40斤大米的计划指标。换言之，当知青的第一年，你即便不劳动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，这在当时叫做“过渡期”，从第二年起就得自食其力了。
  在我们的知青林场生活区内，建有3栋青砖灰瓦房，共有20多间，每3个知青住一间房屋，除住房外，集体食堂、小车间、猪圈、晒谷场都有。一日三餐由两个老农专门替我们做，每天7点吃早饭，然后就是劳动。锄草、垦地、种田、植树，不断地重复着几乎相同的生活节奏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知青生活是单调乏味的。为了找到一点慰藉，我养成了读书习字的生活习惯。几十年来，虽然没有找到书中的“黄金屋”，但精神却没有成为沙漠。令我一辈子值得庆幸的是，在知青点里我结识了相守一生的妻子，印证了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的古训。
  岁月蹉跎。1978年12月，我应征入伍了，生活转入到了另一个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