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6月居转户细则落地，三个月过去，真正走通流程拿到户口的人仍然极少。当时全上海27万持有人才居住证的人里，同时踩中“累计7年”这条线的，大约只有3000人。

　　田先生2004年底拿到居住证，申请时正好被卡在7年这个硬门槛上。他所在的外资公司，大部分员工拿证集中在2004到2005年，这意味着整个公司的“沪漂”几乎都差了一口气。7年是个硬筛选，上海2002年才启动居住证制度，早期办证的人基数本来就小。

　　所以当时主管部门的判断是：三年内“居转户”不会触发总量限制。符合条件的人会进入排队系统，依次轮候。

　　这个表述很快把舆论焦点从“能不能转”拉到了另一个问题上——轮候过程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。

　　有人担心“走后门”和“插队”，建议用公示来保证阳光操作。一份对1555位市民的抽样调查也印证了这种情绪：64%的人希望排序公开、能查到自己的位次。大家不是等不起，是怕等得不明不白。

　　值得留意的是，同一份调查里，超过七成的人认为转户籍的额度限制有其合理性，六成的人认可“中级职称或技师以上资格、且专业与工种对应”这条要求。当时的舆论并没有一边倒地要求放开，反而倾向于设门槛、拼规则，只是规则必须看得见。

　　企业端的反应比个人更快。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主体是用人单位，一些公司立刻把“帮办居住证、帮申居转户”当成吸引外地人才的新福利。有大学生创业园区的工作人员透露，新政公布后要求新办居住证的人数翻了数倍，就连之前觉得“有没有证无所谓”的年轻员工也开始主动来问。某区人才服务中心的调档数在当年2月就冲到400多人，续办咨询量同步暴涨。

　　但办证门槛也在悄然收紧。此前办理居住证不需要调档，新政后调档成了必选项，流程明显变严。这就引出一个长期矛盾：随着每年通过居转户入籍的人增多，主管部门会不会继续抬高审批门槛来调节流速？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

　　当时有学者提出一个更根本的视角——户籍的“含金量”太高了。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福利都挂在上面，改革的难点不在落户条件本身，而在后面的利益再分配。如果配套不动，单开一个居转户的口子，转进来的压力会更大。华东师大的王大犇说得直接：这只是户籍制度改革开的一个小口子，远不是全部。

　　一套新的排队通道打开了，但全程透明的规则和配套制度的衔接，才是决定这条路能走多快、走多远的东西。当年如此，现在依然如此。